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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春节返乡:医学博士为乡村教育寻“另类基因

发布时间:2018-02-24

原标题:乡村教育的“另类”基因 | 博士返乡

作者/在读医学博士、探村博士联盟成员淡松松

编辑/刘汨 宋建华

?2009年和竹峪乡东大墙村的孩子们在一起

目前为止,生命科学已发现的人类基因数目介于20000-25000个,其所占用的DNA碱基核苷酸数量仅占人类基因组所有31.6亿对碱基的大约1.5%,剩下的98.5%的DNA序列,最初被科学家定义为“垃圾序列”。

而今的研究发现,这些所谓的“垃圾序列”对于基因的功能发挥和稳定遗传、人体代谢环境适应调整、以及疾病发生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,不仅是人类,所有高等动植物都是如此。

乡村教育当中的“学校教育”,就像“人类有限的基因”。而社会、生活、家庭、心理、安全、文化等因素,就像“人类剩下98.5%的DNA序列”,它们至关重要,却往往被我们忽视。

春节,我再次回到故乡周至,为竹峪乡村教育实验项目寻找着答案。

竹峪得名于“个个山谷”的黄土塬地貌,南望是秦岭和太白山,北瞰是关中腹地平原,四季分明、瓜果飘香,也是孩子们摘花采果、攀爬玩耍的大乐场。不同的是,儿时的我会主动认知观察各种植物,并移植回自己的百草园,沉迷于生命和植物的奇妙多姿。

我家老房子的前院曾是一片菜地,爷爷过世后,我把它改造成了自己的“百草园”,最终陪伴了我中学6年时光。父母由着我的性子,也没要求继续种菜,在这片上百平米的黄土地上,我种过100多种花草树木、堆垒过数十种土建模型,有牵牛花、蒲公英、秋菊、水仙、柴胡、牡丹、半夏、葡萄、竹子、龙葵、合欢、无花果等,也有仿照课本读物中的高楼城墙、水坝山脊、沟渠桥梁。

这一爱好,除了让我长时间连续观察了植物多态的开花结果、插繁培育,也奠定了我高中时期在生物学科的学霸地位、大学专业报考和跨学科的浓厚兴趣,使我对自然和生命总是充满好奇与敬畏。

多年以后,关于乡村教育内涵与意义的感思,我也受此启发。有一个故事:一群山里的孩子到城里参加作文比赛,担心比不过城里的孩子,老校长看出了孩子们的忧虑,问:“你们常常上山下田,谁能说出一种不会开花的草?”孩子们苦思冥想都答不出来。

最后老校长笑笑说:“每一种草都是一种花,栽在精美花盆里的花都是一种草,而生长在田边山野的草也是一种花。不论生活在哪里,你们和其他人一样,都是一种草,也都是一种花。

?百草园一角

小时候除了打闹受管教之外,父母几乎不管我,他们只是尽力保障我的学习所需,对成绩没有太多的期望值,这种“宽松”日后便成为我内在自由和自我识教的前提。

1993年小学一年级,我做了人生第一笔买卖生意:卖冰糖葫芦。寒假冬天,一大早我扛着父亲为我做的麦草棒,带着母亲给我的5元钱,跟着几个大孩子到另一个村购进了一棒30串的冰糖葫芦(进价1.7角/串),半路上做成了第一单生意:一个过路的大人问我怎么卖?我回答说“一毛七进的,卖3毛钱”,然后大人一口气便吃了六串、离开时还带走了一串,最后只给了我1元钱。

回家后,我欣喜地告诉母亲,并且还原了场景,结果母亲说人家骗了你,你自己都没算清账,那个大人为什么不买大孩子的?

“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”。从小学到高中的假期,我常走街串巷卖家里自种的瓜果蔬菜,换回小麦或挣点现钱,虽然没有做买卖的天赋,但金钱观和对于生活的理解认知却不断加深,并渐渐理解了父母和生活的不易,养成了不讲究吃穿、精打细算、节省成本发挥最大效用的勤俭习惯。

时至今日,谁都不会想到这居然是经济学思维的雏形和实习素材,也不会想到它依然有助于我的今天。它虽然粗浅,却激发了我自主思考、判断、选择,自我理性也随之诞生,而不再单单受大人的权威和农村观念习俗所限。

?村中玩耍的孩子们

2000年上初二时,父亲作为村党支副书记因村建希望小学,同村委会主任一起到西安市政府落实款项,我第一次到了西安。

第二次是2002年秋刚上高中,我一直体质瘦弱,受鼻窦炎困扰,父母看过电视广告后,专门带我去了西安那家医院,结果医生报出1000元的治疗费把我吓哭了,我拽着无奈的父亲逃出医院,最后找了另一家医院开了100多元的中药返程。

那时,1000元几乎占了我们全家半年的收入。刚刚过去的中考,为省每学期200元的学费,我以过高中重点线的成绩,最终选择读了一所普通高中。竹峪中学当年参加中考的学生有200多人,有6人过了重点线,我是唯一一个选择读了普通高中的学生。

第三次去西安是2005年暑期我考上大学,父亲专程带我去西安游玩以资奖励,其间最大的收获是父亲少有的一句鼓励:“你做的好”。

事情的缘由是一次乘公交车,我身边有个初中模样的少年因用5角硬币企图蒙混1元车票钱,结果被司机发现,少年的同伴都表示没有零钱、一车人也都无动于衷,我看着少年无奈地在口袋里翻找零钱、然而都是5元或10元的大钞,我小心翼翼递给了他5毛钱救场。

下车后少年尾随我,偷偷塞还了一张5元纸币,见我发现并拒绝,几乎掉了眼泪,不忍之下我劝慰了他并找回了零钱,转过街角,父亲轻声对我说了一句‘你做的好。

虽然是小事一桩,但我对抗的却是农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:不要吃亏和少管闲事,这也成为以后我在村里开设第二课程做志愿者的主要动力。

?贵州岩洞小学

高中时,我是一个沉默寡言但内心相对自由的学生,百草园缓冲释放了我许多的学习压力和心理负担,但也仍会有焦虑,担心考不上大学。

高三这一年,我所在的全校最好的“火箭班”里,先是有同学大冬天逃进秦岭深山里差点冻死、救回来做了许多工作后又让所有人惊愕的跳了楼,后来又有另外三位同学先后住进了精神病院或者休学在家,班主任老师为此焦头烂额。

对我而言,我有太多的想不明白?想知道更多的为什么?会不会还有下一个?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?有没有可能避免或减少这样悲剧?

顺利完成高考后,我一个人拿着招生报,抉择了自己的专业和方向,没有任何人指导,也没有寻求任何人的建议,因为我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心。

高考后的暑假,我去了姑妈家,姑父姑妈的意思是让我能够和表弟分享一些经验。

除了少量的交谈,大多数时候我和表弟与邻里的其他孩子们一起愉快地玩耍。某天,暴雨来袭,街巷中间的几户人家险些水漫金山,包括姑妈家,每户人家都在门口拼命地加高泥坯、希望堵住雨水。

而雨水排不出去的原因,是巷口几户盖了新房的人家门前的排水渠不畅,为此大人们吵翻了天,却没有任何人有所行动。看不下的我,拿着铁锹和锄头出去疏通,心想这样总比吵架管用。

不一会儿,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统统加入到了“抗洪”战线上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个加入、拿着水盆来帮忙的小姑娘只有小学六年级。到了中午,雨水已排的差不多了,而大人们还在争吵。

结合在西安城里解困公交车上男孩的经历,在长假和春节里,我开始做起了志愿者,给孩子们上课或组织活动,希望把大学里的实践和锻炼延伸到村里,希望孩子们能多有点儿兴趣、能够好好去读书。可惜命运未能眷顾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第一个帮忙的小女孩身上。

硕士期间,我意外得知正在读高中的她,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期间,她被家人和村里人认为是中了邪、小鬼附身,而真实的原因是她的日记被同学翻看散播,其中有几句对别的同学的微词,结果被大家孤立、骚扰,一些男同学甚至到医院搞怪捉弄陪伴父亲的她,最终导致她心理崩溃。

我到精神病院看望过她,只是她心理的变化很难被逆转。后来听到了她草草嫁人的消息。

?作者在乡村学校进行教育实践活动

大学期间,班里有48名同学,超过一半同学来自贵州、近80%的同学来自农村。我竞选了班干部,连续两年担任班长。期间,经遇过大大小小的事情,感觉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责任心和做事公正。

后来我又成为了一名春晖行动的志愿者,希望增加一些实践能力和认知交流。硕士期间,因为家庭经济状况,我申请做了研究院办公室的学生助管。从班长、志愿者再到助管,这些都是课堂、书本、实验室里学不到也理解不了的,我希望能帮助到身边的人。

假期里回家,我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了,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教书,只是一种学校课堂之外比较自由的交流,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多一点认知、多一点兴趣。到现在,这些经历也成为了我参与乡村教育的实践素材。

从2017年起,30岁的我从重庆乡村建设研习营“回炉”学习重新起航,为筹划铺建的乡村教育基金项目——陕西省·竹峪乡村教育实验项目探索出路。

竹峪镇下辖23个行政村,人口2.3万人,行政面积112.8平方千米,平均每个行政村1000人左右。近十年来虽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和显着改变,但由于地理位置较偏、教育资源不足,中考和高考的生源报考基数、重点线、升学录取率及较高学历人群比例却逐年下滑。

竹峪仅有一所中学,初中学生的总数已从高峰期的八九百人降至目前的不足四百余人。辖区内留守或单亲儿童超过20%。小学数量由原来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,缩减至目前的6所。

辖区内的许多村子,每年高考只有零星被录取的考生(二本以上),被重点高校录取的少之又少。全镇每年录取大学生仅20余人,远低于陕西省每千人录取2.53人的平均水平。

当今,人们整天都在讨论“学校教育质量好坏、乡村教育为何衰落、学历和学区房到底哪个重要、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如何取舍”,在承认其客观现实性、历史过程性的同时,我想换一种思路探求其规律,并希望找到一些缓解或平衡办法。

责任编辑:刘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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